“钱没赚到，大哥让我叫‘老公’”，女博士做一个月秀场女主播后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潘莹，为深入了解直播行业，当了一个月的夜场主播，并发表研究型论文《情感“家”工厂：直播公会与秀场女主播的主体性再生产》。10月24日，全国新闻核心期刊、CSSCl来源期刊《新闻记者》杂志公众号推文《走进学术圈 | 我做了一个月主播，钱没赚到，大哥却让我叫“老公”》，介绍了博士研究生潘莹这段在直播江湖中做学问的经历。

潘莹自陈：我短暂的直播“生涯”却也充满惊慌、尴尬和委屈的瞬间。我不懂如何开口叫陌生人“老公”，在面对嘲讽时做不到一笑置之，却也会被“大哥”的手写诗打动。虽然我欠缺混迹在直播江湖的“文化资本”，也并不掌握身体语言和社交技巧，但是我很感恩那些“自甘堕落”的时光，让我有幸体验到女主播的人生，也丰富了我的心灵。

“借着局内人的眼睛，我看到了崇拜‘财神’的公会老板，听到女主播口中的‘报恩’、‘命数’，彰显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数字景观。但无论如何，一个温暖的直播间的‘家’，是抵御现代情感荒漠的利器。”潘莹表示。

在论文中，潘莹将公会中介下直播经济的组织运作模式概括为情感“家”工厂。公会是运用“家”逻辑组织和管理主播的代理中介。一方面，公会以“家族”的名义重塑了主播的劳动者主体性，激发了她们的情感联系、集体认同、创业精神；另一方面，公会以“家人”的名义对主播施行家长制管理，合理化了对女主播的隐私侵犯、言语辱骂、道德控制。同时，“家”的话语为女主播对粉丝的情感操纵提供了行动框架和正当化手段。

公众号简介显示，上海《新闻记者》杂志是全国新闻核心期刊、CSSCl来源期刊。创刊于1983年，由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上海报业集团、上海社科院新闻所合办。

潘莹的论文收录于《新闻记者》2024年第4期，其公众号曾推送节选内容，如下：

深冬的夜晚，在M公会二楼那个没有窗户的小直播间里，我穿着露肚脐的衣服对着摄像头扭腰。因为和隔壁的凡凡共用一台小空调，我冻得发抖，她热得要命。此时一楼的运营哥哥照例给供奉的财神上香，香火的气味弥漫到楼上的8个直播间里。凌晨两点，主播们下楼聚在一起吃外卖，运营逐个查看主播手机，给“粉丝大哥”发信息。我和小雪在直播间打地铺睡到凌晨四点，继续上播。

这是笔者（本文第一作者）在2022年11月做秀场女主播时所经历的场景。直播公会连结了我、凡凡和小雪，以及无数进城务工女性的生命轨道。在笔者所调研的华东新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传统制造业裁员而在直播公会相遇，把公会当成她们在他乡的“家”。主播们同吃同住的姐妹情谊、公会运营者与主播之间的配合帮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女主播情感支持的来源；同时，公会运营者对女主播的家长式管理又呈现出冷酷专横的一面。直播公会与主播之间不仅是利益共同体，还表现出情感共同体的特征，其中的矛盾让笔者困惑：直播公会作为“家”的意识形态是如何生成的？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直播公会的组织和运营模式？

直播公会（下文简称“公会”）是伴随泛娱乐直播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行业组织，是MCN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全国28000多家MCN机构中，有超过60%是规模小于100人的中小型机构。目前在直播行业“降本增效”的环境下，像M公会这样低成本运营的小型公会的数目越来越多，它们在直播平台上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家族。公会是在主播的情感劳动与平台经济之间建立组织机制的中介者，并在劳动组织过程中按照平台的商业化目的和自身利益诉求，生成了一种“家”的意识形态。“家”的意识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最终在主播和看播的互动中，形成了特征鲜明的中国式直播文化。

一、直播经济中的公会

（一）既有研究述评

网络直播平台作为提供亲密社交服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依赖主播情感劳动所建立的亲密关系，获得打赏和广告提成。随着网络直播商业化程度的加深，海量用户参与形成了显著的网络效应，但用户表达诉求与平台赢利目标、内容合规之间一直存在冲突（范·戴克，2018：4-10）。一方面，非专业主播的内容生产无法保证平台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和内容规范性，平台产生了劳动管理的需求；另一方面，主播面临激烈的可见性竞争，需要借助精细化运营来维系粉丝关系。在此背景下，公会应运而生。既有研究大多将公会视作连结平台和主播的第三方机构（翟秀凤，2021），西方学者对MCN机构的定位是处于数字文化产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商业化中介（Lobato，2016），更多沿用了布尔迪厄（2015）的“中介”概念。公会一方面作为平台的代理者承担主播的招募、孵化、管理工作，另一方面与主播形成利益共同体（叶韦明，金一丹，2021），提供直播劳动所必需的场地、设备、培训指导。在探讨平台、公会、主播的关系时，学者所持视角不同，观点也存在争议。张一璇（2021）揭示了主播情感劳动的三层劳动空间，从线上表演到线下维系“人设”是两层劳动空间，劳动力再生产是第三层的非劳动空间，公会仅仅参与劳动空间中的“人设”打造。公会作为主播身体和思想的规训者（Xiaoxing，Z. et al.，2019），配合平台实现隐蔽的劳动控制（徐林枫，张恒宇，2019）。持产业经济视角的学者将平台、公会与主播视作利益共同体，认为公会并非外界认为的“水太深”，而是主播的“娘家人”（刘亭亭，杨小兵，2022），是指导主播操纵欲望的行业专家（Tingting，L. et al.，2021）。也有学者关注到公会如何通过特定组织形式的建构和运作获得权威，大型公会和小型公会分别采取层级化管理和情感整合的控制策略（张亦瑄，2023），认为公会权威来自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主播台前幕后的直接监控，导致主播丧失经济主体性。

总体而言，以往研究多将公会视作平台和主播之间的中介组织，以利益取向将公会判定为主播的合作者或剥削者一方。虽然提出了丰富的洞见，但仍存在言犹未尽之处。秉持公会和主播是风险共担、互利共赢关系观点的学者，只是看到了主体之间凭借各自优势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却并未呈现两者弥合利益冲突的过程机制。而将公会划归到资本一方的学者重点探讨的是公会作为管理者如何实现劳动控制，参照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控制的思想，比如采用布洛维的同意制造理论，虽然能够解释主播如何在“赶工”的外在压力下提高生产效率，但却忽视了主播“自为”的主体性如何被建构的问题。主播不仅是“自在”的主体，也是“自为”的主体，即，主播不只是抽象劳动时间的提供者，还能够像资本一样不断投资自身的主体能力（比如情感能力），最终成为自我增殖的主体。换言之，既有研究将女主播的主体性视作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压抑和否定的对象，这是服务于“人类解放”的主体性，但在数字媒体生产和消费的语境下，还存在另一种服务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主体性，有学者称后者的建构过程为劳动者的“重新主体化”（夏莹，牛子牛，2021）。当代数字劳工研究对“服务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劳动者主体性何以可能”的关注还存在不足（夏冰青，2020），因此，西方学者Duffy（2017）关注社交媒体经济如何塑造时尚博主的创业精神，使博主的主体性更好地服务于资本增殖。国内对于网络主播主体性塑造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外部规训的分析，比如将“情商”视为贯穿主播劳动过程的管理话语（郑广怀，范一杰等，2020），但“情商”话语只是浅表的行为管控，并未触及主播的深感情感。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劳动者主体性建构的视角切入，将公会-主播的关系不仅把握为劳动控制的“主-客”关系，而且把握为“主-主”关系，探讨这种主体间性对主播的认知、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与资本价值增殖实现共谋。

（二）“家”与女主播主体性的再生产

本文将公会视作塑造女主播劳动主体性的中介。中介这个概念具有中间人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双层含义。其一，公会是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中间人，负责主播劳动的组织、管理，为平台输送稳定的劳动力。本文关注的是以劳动力增量和精细化运营为主要盈利模式的小型公会。与大型公会或MCN机构有所区别，小型公会对小主播更加重视，对主播进行“陪伴式”运营，更类似于情感生产的“小作坊”，具有“创业者团体”的性质。而大型公会相对重视头部主播，对待新人主播持“散养”态度，多为完成平台拉新任务。泛娱乐直播以秀场直播最具代表性，女性主播占绝大多数。女主播的劳动内容主要是通过在线表演为观众提供情绪价值，将自我的情感资源作为商品进行出售（董晨宇，2021）。亲密关系的生产充满不确定性，主播个人难以维系，公会通过承诺底薪、培训指导、集中管理降低了主播劳动过程的不确定性，所以腰部主播对公会非常依赖。其二，公会在培训、指导主播以及日常管理和交流中重塑了主播的劳动主体性，“家”是公会所使用的话语框架，它一方面为主播对粉丝/“大哥”的情感操纵提供行动指南和正当化手段，另一方面也为公会在劳动中介过程中谋取利益、对主播施行家长式管理确立了话语工具。家的话语在平台、主播、看播和公会的关系互动中被不断强化，成为一种服务于情感劳动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中国情境下独特的直播文化。

“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伦理资源。众多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证明，家的观念和实践，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马林诺夫斯基（1927/2022：2）曾经这样赞美中国家庭组织：“家，特别是宗教的一方面，曾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强有力的源泉。”即使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传统的父系大家长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依然保留至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强调“纵向”的延续性，即“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相对于西方以夫妇关系为主轴的“家庭”团体，中国传统家庭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小家族”（费孝通，2012：64）。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成员可以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构成所谓的“社会圈子”（费孝通，2012：51）。根据父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在人类学中被称为“氏族”。家族是在家庭基础上推出来的，是为了弥补夫妻团体在性、家务、生育之外的经济功能的不足。因此，中国的家也是一个事业组织，在强调情感的同时也讲求效率，注重纪律，便出现了家法，要求夫妇之间相敬、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等。麻国庆（1999）认为，中国传统民间社会把家的制度“拟制”到行会、秘密结社的组织运行中，并通过血缘、地缘发展壮大，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拟制”的意思是将一群在血缘上没有关系的人们，用与家相类似的关系来设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分工体系中，家被建构为具有规范意义的私人领域，成为人们躲避市场理性的避风港，代表着只允许局内人进入的后台领域（蓝佩嘉，2011：34）。但是公会的“家”兼具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属性。主播在“前后台”的劳动是维系“家族”利益的重要一环，公会透过关切主播的需求，表达对于“家庭”成员的关怀，通过公会赛等集体行动建立“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和集体认同。主播的生存困境在“家”的拟制关系中得以摆脱，内心生长出自我增殖的欲望，将情感能力投入到劳动过程中，最终，服务于资本价值增殖的主体性得以再生产。中国直播经济的组织逻辑存在一种“家族化”的趋势，家族既是直播平台组织管理主播的最小单元，也是维系直播经济的文化手段。目前，以YY直播为代表的泛娱乐直播平台已经形成了平台-公会-主播-看播的稳定生态结构。平台提供了“家族”运行的技术要件，如家族管理后台、主播主页徽章、徽章购买系统、公会升级体系，营造出家族竞争的游戏化氛围，以“家族荣誉”的名义组织连麦比赛。公会的组织运作强化了“家族”意识形态。主播和看播以“家人”相称，在刻意制造的困境中，组成“荣辱与共”的家。接下来，本文将从平台、公会、主播、看播所形成的多重关系切入，围绕家族、家庭、家长制三个层面，探讨女主播的主体性如何在关系中被塑造，以及女主播在拟制的“家”中所做出的调适与叛逃。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2022年11月至12月，笔者签约华东某新一线城市的直播公会M。从事了1个月的夜场直播活动，时间为每晚8点至早8点，期间与公会主播同吃同住，结识公会老板、老板娘（前酷狗平台头部主播）、运营3名、全职主播7名（见表1），经历培训、团建、公会赛、粉丝纠纷等事件。以此为契机，线上访谈多名主播、看播，直到本文写作的2023年，笔者仍在追踪主播去向及公会发展情况。同时，笔者于2023年10月线上访谈了大型MCN机构X直播公会的运营人员，通过头部与腰部公会的对比，了解国内公会的整体情况。此外，笔者还曾于2021年加入花椒语音直播公会，对娱乐直播的细分领域进行过调研；从豆瓣小组招募43名“直播深度用户”进行深度访谈；并自2019年起持续跟踪访谈斗鱼平台的颜值区主播（女性为主）。总体来看，本文采用的经验材料，以M公会的参与式观察及访谈资料为主，所获得的信息覆盖酷狗、斗鱼、抖音、花椒、映客等直播平台。

M公会成立于2022年6月，截至2023年9月共有172名主播先后入职，线下留存20名，流动性极大。M公会所在地密集分布着富士康等电子制造厂，疫情过后企业大规模裁员，许多女工失业后加入直播公会，暂时缓解了她们的就业焦虑。长三角核心区域制造业发达，聚集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裁员潮”客观上推动制造业劳动力向直播产业外溢，近些年该地区涌现许多中小型直播公会，在昆山、太仓还出现了泛娱乐的“直播小镇”。

三、“家族”的召唤

最早的直播公会脱胎于网络游戏玩家自组织团体，从一开始便具有“帮派、血盟”的亲缘和趣缘属性。2005年，9158（天鸽互娱）公司创建多人视频聊天室，这是秀场直播的雏形，用户自发组成公会。随着YY等直播平台的兴起，一些有经济实力的用户组建直播公会，许多知名公会的创始人最初是直播平台的“神豪”（指一掷千金打赏主播并积累到很高等级的人），为“捧红”某位主播而创建公会。泛娱乐直播平台在商业模式的布局和技术架构上都将家族作为重要构成，不仅创建公会管理后台，还通过分成体系、话语符号向外界传递对公会有利的信号。公会完成拉新任务可以直接获得现金奖励，平台将主播流水的一定比例返给公会，作为“创收基金”。公会可以凭借平台返还的现金流，以底薪承诺吸引主播加入。各大网络招聘平台上随处可见“高薪招主播，不限学历不限专业”的信息，公会普遍给出“6000~7000”的保底工资，这对于迫切需要找到生计的失业女工来说，是很大的诱惑。比如，M公会招聘时承诺6000~8000元底薪加提成，月收入18000~30000元。但实际要求每月出勤至少26天，满200小时奖励100元，请假一次倒扣50元，旷工罚款300元，因此主播拿不到底薪的情况很普遍。M公会中与笔者同期的女主播大多是刚刚被制造厂裁员的打工妹，她们被公会的招聘信息吸引，认为加入公会至少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因为公会承诺每月给工资，还提供免费宿舍。从宏观的角度，这些女性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的选择机会很少，待业之后只能做服务员之类的“辛苦活”，她们的经济资源、经验资源、社会支持资源不仅非常稀缺，而且处于流失当中（黄盈盈，潘绥铭，2003）。

“家族”的意识形态激发了主播的创业梦想。公会的内部组织结构是一个拟制的家族创业者集群，主播在集体配合表演的环境下操纵粉丝的情感，运营实时在后台指导主播营造“刷点”（指直播间观众情绪被主播带动，非常有利于主播索要打赏的时刻）。主播在直播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直播软件界面的私信、公会微信群里的指令，在关键时刻向其他主播发送连麦邀请，互帮互助地“掏空大哥的仓库”。在整个平台范围内，不同“家族”的运营人员自发建立了人数庞大的“互助群”，其功能是在各家主播的“大哥”在场时，配合上演“家族混战”的戏码。“家族混战”的模式在虚拟礼物经济中根深蒂固，因为可以激发观众的归属感和参与感，从而转化成打赏（Zhang，2014）。总之，公会的重要功能是在培训、包装、立人设、推广上充当“行业专家”，向主播传授“如何鉴别有钱‘大哥’”、“如何撩骚”之类的默会知识，这些知识被镶嵌在主播的劳动实践中，激励主播积极主动地投入有抱负的劳动中（Duffy，2017：4）。

“家族”的配合帮助女主播快速突破“性的自我防卫圈”。女主播使用公会传授的知识来回应粉丝的暧昧请求，对于性别的信念被重新塑造。相较于之前所从事的工作，秀场直播的独特性在于要先突破“性的自我防卫圈”，这一点类似于性工作者（黄盈盈，潘绥铭，2003）。女主播在后台也需要应对大量带有性骚扰意味的私信，诸如“宝贝”、“媳妇”、“亲爱的”等称呼，以及“约炮”、“包养”、“裸聊”之类的要求，这些言论仅限于私聊的情境，在直播间的公共空间将被屏蔽，所以女主播的工作具备隐秘的“软色情”特征。虽然不同阶层男性的性别气质有所差异，但多是受到性欲和窥视欲的驱动而停留在直播间（Zuo，2018），这些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公会塑造和操纵的。女主播首先要冲破性方面的心理防线，“家族”的文化环境降低了女主播的心理成本，一方面传递“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念，将“傍大哥”树立为共同目标，让主播产生“家族使命感”；另一方面，在主播遇到问题时充当坚实的后盾，为主播“排忧解难”。女主播渐渐地将性意义上的信号释放与主播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实现对暧昧关系的“脱敏”。比如，主播A5同时应对了多个“老公”，她为这些“老公”分配了语音聊天的时间段。公会成为女主播安全感的来源，让她们不再恐惧与陌生异性建立亲密关系。比如主播A2接受了深夜粉丝的外卖，她对笔者说“地址写公会就行，不会出事”。

“家族”作为平台上的生产单位让主播产生归属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强调个人的存在不是以个人为目的，而是为了家族的存在与延续，强调以家族为中心的团体意识。公会将家族的精神内核挪用在对主播的组织管理中，在表征符号、审美风格、竞赛节点上讲求整体的统一性，强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侪关系。同一“家族”的主播的昵称都带有统一前缀，如酷狗头部MCN江南公会的主播昵称中都带有“VS”。“家族徽章”也是主播身份的象征，拥有徽章的主播在算法系统中更容易匹配到来自专业主播的连麦。M公会每月底组织公会赛，当天所有主播都要按照提前安排好的顺序进行PK，不能接受随机连麦邀请，赛后组织团建聚餐，在全体成员的见证下，给打赏最高的主播发红包。这种集体赛事强化了主播的“家族意识”。Lu和Wang（2022）曾分析快手平台上的“818家族”的组织架构。在快手尚未建立公会体系的时期，“818家族”是围绕某一位网红主播形成的以师徒和亲属关系为纽带的商业团体，“磕头拜师”所体现的“报恩”思想非常符合传统中国的文化基调。当“818家族”因商业垄断被快手平台限流之后，快手开始扶持公会，平台取代超级网红成为主播背后的“大家长”（Petre et al.，2019），公会成为“代理家长”。无论是已经销声匿迹的“818家族”，还是“公会家族”，都是家的意识形态发挥组织功能的体现，直播平台的组织逻辑呈现家族化的特点，劳动者的主体性认知在家族的召唤下被再生产出来。

四、“家人”情谊

如果“家族”的话语是在劳动过程中塑造主播的团体意识，那么公会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和直播间的关系生产，则是借由离散社群的连结而重塑了女主播对于“家庭”的观念。女主播在两个层面上拓展了“家庭”的边界。首先，她们为了外出务工而远离家乡，缺少社会支持网络，须依靠公会支持，以及运营在直播间的“蹲档”陪伴和关系运作。公会成员朝夕相处，以“自家人”相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女主播的“代理家人”。其次，女主播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对“大哥”进行情感抚慰和维持恋爱幻想的人设。她们在情感劳动的过程中，既要对粉丝/“大哥”投入情感，又要避免产生真正的情动（affect），而“家人”身份非常契合女主播的工作内容，直播间就像是由流动的社群组成的虚拟之家，女主播如同数字家庭主妇常驻家中（Tan et al.，2020），为虚拟家人提供情感抚慰，粉丝自愿赠予礼物打赏作为回报。“家人”并不只是一种话语工具，而且是女主播基于社交关系的感受而形成的内在情感，也是她们心理安全的需要。

（一）“镜头女孩”的前后台

戈夫曼（1959/2018：21）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用戏剧的比喻理论化日常人际互动。社会交往中的人们犹如演员，会根据不同的情境、观众来展演自我。这种展演受到时空限制，“前台”指的是有观众在场时的表演空间，“后台”是呈现前台不被接纳的行为的空间。“前后台”的概念非常适合阐明女主播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角色切换和情境表演。Senft（2017）用“镜头女孩”描述在闺房中进行直播的女主播，她们的私密空间让观众获得真实感和亲密感。公会女主播线上和线下的直播间都受到监视，女主播的前后台角色切换是在权力斗争的场域中做出的调适和抵抗。公会是不被直播间观众看见的“后台”，但对于女主播来说，也是工作的“前台”。虽然公会提供给女主播一片屋顶作为“港湾”，但是也对主播实施了全面的监视，几乎剥夺了女主播的私人空间。比如，公会每天都会在下播后收缴主播的手机，查看主播当天的聊天记录，从中挖掘“潜在大哥”，维系已有的“大哥”。手机这一归属于私人的技术物，却成为权力控制的媒介，女主播与每一位“大哥”/“潜在大哥”的情感走向都会被追踪，还必须按照公会设计的剧本推进。

为此，女主播们尝试通过建立小群、私下联络粉丝的方式对抗监管。比如M公会的主播私下里建立了一个微信小群，经常在群里吐槽“大哥”的奇葩要求，分享一些关于公会老板的“八卦”，商量应对公会的抵抗策略。语言上的发泄具有了政治的意味，排解了她们在现实世界中缺乏社交的孤独感，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比如，A1曾经向笔者讲述了她坎坷的感情经历，以及因为做直播而与男友产生的矛盾。女主播们相互熟知彼此“大哥”的昵称，连麦时配合扮演“欺负”和“被欺负”的一方，达到刺激打赏的目的。M公会4位主播还曾经结伴约见了某位“大哥”，因为“大哥”提出见面作为继续打赏的条件。老板得知后扣除了涉事主播的底薪作为惩罚，因为主播绕过公会线下交易，不仅对主播人身安全造成威胁，还损害了“家族”的利益。公会强调“家族”的整体团结，禁止主播们形成自己的小团体。主播们在公会的社交空间中尽量表现得顺从，一旦回到宿舍，她们又变成无话不谈的姐妹。宿舍的“后台”是她们仅有的暂时忘记女主播身份的自主空间。有学者提出从社会关系建构性视角定义家庭（白凯，符国群，2013），将家庭视作一种社会关系建构的过程，并使得人际交往展现出家庭的特质。女主播之间的相处具备了家庭的情感连接功能，建构了一个心理意义上的归属之处。

（二）虚拟家人与真实之爱

“家”的话语被延伸到主播与看播的日常互动中，并不断被强化。巴特勒曾指出，人通过身体展演来建构主体性，而话语符号起到规范身体展演的作用（何成洲，2022：25）。女主播在身体和话语行为的重复表演下，建构和再生产了一种“家人”的身份认同。女主播作为直播经济的生产者，不仅单向地传递情感能量，还会在直播互动中获得情感回报，在某种意义上也在进行情感消费（胡鹏辉，2019）。在为了生计而熬时长的深夜，拥有直播间“家人”的陪伴让主播觉得“未来还有希望”：

在最惨的时候，直播间里面只有一个人说话，过生日的时候都不开播，对直播这件事可见有多抗拒。8月份搬家播了一段时间，有几个粉丝坚持打榜，一天贡献1000分，就是100块，整整齐齐的1000分，维持着，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斗鱼主播MX，2020年6月访谈）

用户明知道主播在进行情感表演，为何还心甘情愿地打赏？关于这个问题，笔者结识的“大哥”QF给出了答案：我喜欢某个主播，因为她让我觉得自己被在乎。我们只有在繁星（即酷狗直播）上的关系才有意义，虚假和真实并不重要，现实世界比直播间复杂得多，这里更纯粹。（2022年12月12日访谈）看播追求的是在匿名化的社交空间中，找到可以理解、包容、支持自己的“那个人”，在虚拟空间中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获得家人般的情感体验。有些看播“在现实世界中过得非常不如意”，看直播能让他们感觉到被治愈，甚至想要和主播发展成现实世界的恋人。但是，女主播极少会与粉丝发展成现实的恋人关系，因为这对主播来说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女主播通过建构一个虚拟的家来生产与看播的亲密关系，她们亲切地称呼直播间的粉丝为“家人”，在PK时使用“家人们，冲啊”这样能够激发团结感的语言。

同时，“家人”的身份认同也会给看播和主播带来情绪困扰，出现道德性焦虑等问题。有些研究借鉴“微名人”的概念，认为社交媒体让粉丝具有了操控“微名人”偶像的权力（Abidin，2018）。本文进一步发现，主播和看播都有可能作为家庭成员对彼此实施影响和操控。比如，许多看播想要时刻得到女主播的关注，甚至出现了过度依恋的情况。主播经常花费一整晚的时间安抚“大哥”情绪，A1称“就像哄小孩，可累人了”。而付出了情感劳动的女主播们一旦收获了“大哥”的青睐，便会产生亲密关系的占有欲，她们会使用软件小叮当进行“查房”，即查询“大哥”的跑骚情况。看到自己的“大哥”给别人刷礼物，就会感觉“心里不舒服”。主播在深度的情感表演中，会投入真实的情感，但这样会带来道德焦虑的情绪，“回礼”就是为了缓解道德焦虑而出现的行为。主播A2的“大哥”是附近电子厂的年轻工人，他将5000元工资中的4000拿出来给她打赏，她说“这个人告诉我他‘仓库空了，心也空了’”。心怀愧疚的A2拿出了500块钱返还给了他。（2022年11月27日）虚拟家人的关系更类似于“线上交友”（Tan，2020），是被软件中介的亲密关系，具有流动性、选择性、性别化的特点（孙萍，李宜桐，于小童，2023），也会让亲密关系的双方产生焦虑、空虚、矛盾等情绪。

五、家长式管理

女主播在接受公会全方位支持的同时，也在承受家长式的管理，这种管理和父权家庭对子女的规训极为相似。公会老板作为“家族”的父权统治者，拥有制定奖惩规则的权力，在他的眼中，女主播可能会私自与粉丝见面，为公会带来利益损失或者制造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通过强调“家族利益至上”的意识，将对女主播进行的道德控制、隐私侵犯、言语辱骂、经济制裁合理化，以巩固家族长的统治地位。

公会采取“连坐”的方式对女主播进行道德控制，其目的就是提高女主播违反制度的心理成本，让其意识到一人犯错会株连全体。比如，禁止公会赛期间请假，如有违反则全体主播在扣除当日底薪的基础上罚款200元。公会运营称频繁请假的主播为“懒女人”，其危害几乎等同于“私会大哥”。女主播们相互之间会提前商量请假的时机，非必要不请假。斗鱼女主播GD表示，全职主播大多全年无休：“我一年就休息了5天，我不敢出去玩，老是牵挂直播间，想回来守着。”（2020年12月30日）

言语辱骂也经常出现在公会的日常管理中，主要针对的是数据不佳和不服从管理的主播。虽然公会老板、老板娘以“自家人”的名义关心主播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却常常会暴露出他们的“阶级”优越感。比如，当公会老板训斥私会“大哥”的主播时，他说：“想要一步登天当老板娘，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运营人员每天都将主播当天获得的收益公布在“家族群”里，排名靠前的主播受到优待，排名靠后的主播则会被嘲讽。比如，运营B1当众讽刺主播A3的举止和长相：“我要是‘大哥’，见到你拉着一张脸，我也什么也不刷。还总在直播间跷二郎腿，吃东西的样子那么丑，长得像非洲平头哥。还有你什么时候不满嘴‘我草’，你他妈就能有大哥了。”“A7工资是你的五六倍，人家能吃好点，你让公司倒贴钱，只配吃泡面。”

对于抵抗公会管理的主播，运营直接称其为“死女人”、“脑袋有问题”，让笔者“不要跟她们玩，会变蠢”。这种骂人文化在传统血汗工厂中非常普遍，有学者曾发现富士康军事化工厂体制中存在“屌人文化”，“屌”的意思就是挨骂、受辱。高产能高指标下的屌人文化让富士康工人饱受身心摧残，自信心和价值感被摧毁，甚至失去活下去的希望（程平原，潘毅等，2011）。每天通宵熬夜本就对女主播的身体造成较大的损伤，再加上公会的语言羞辱，她们内心承受着较大的压力，积攒的情绪没有发泄的出口。所以，公会主播一方面非常依赖公会，另一方面又渴望逃离。

主播选择坚持的很大原因是想要拿回公会扣押的底薪。压底薪是公会常用的手段，先要求播完一个月，下个月再发放保底工资，如果这一个月内主播数据不好，公会便找各种理由不发钱，比如时长不够、请假等，结果超过半数的主播都被清退掉了，只留下“听话”的主播能拿到保底工资。公会自认为投入了成本，扣掉主播的底薪是理所应当的。公会自诩是主播的“家长”，认定女主播是无助的、没有能力抵抗风险的，强调公会是可以依靠的港湾，主播靠自己“没有出头之日”。实际上，公会确实掌握了一些地方资源，这种强大的人脉背景让主播不敢挑战“家长权威”：

主播这个东西培养就跟养孩子一样，那也确实是绝大多数主播是没有良心的。我给你投入了运营人力成本，还有资金成本，还有我每天坐在这儿，陪你直播，给你盯档，给你做数据分析，都是成本。你播上半年，翅膀硬了，觉得你自己可以挣钱了，要单干。说白了，公司其实培养主播，就相当于帮别人去养孩子。（M1，2023年10月15日）

A7的“大哥”到xx、xx的公安局去报案，说A7和公会诈骗，我们当天晚上都叫好了人在公司等着（准备打架）。公安局领导的夫人是我们的“干姐姐”，最后销案了。现在的社会还是靠关系，单凭主播自己是熬不出头的。（M2，2023年1月10日）

所以中国直播产业出现了很吊诡的现象：公会在招聘环节承诺高额底薪，吸引很多人与公会签约，但主播的收入并不会因此得到保障。公会利用“家”的意识形态，将原子化的主播聚合在一起，通过集中管理和培养，确保了平台劳动供给的稳定性。由于劳动关系不明确、法律缺位，导致直播公会成为家长制统治盛行的灰色地带。

六、结语：情感“家”工厂

本文将公会中介下的直播经济组织运作模式概括为情感“家”工厂。直播公会是直播经济进行劳动组织管理的基本单元。一直以来，在西方平台劳动研究中，平台被视作重构劳动关系的数字中介（Doorn et al.，2017）。平台借助算法权力直接管理离散的劳动力，虽然强调劳动的灵活性、组织的自主性，但同时也造成了非正式就业者的不稳定性，让劳动者自己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风险（Schor et al，2020），平台却占据了大量的无酬/少酬劳动所生产的价值。在中国的直播平台经济中，主播的劳动并非直接在平台的管控之下，而是经由公会的中介被组织起来，这个过程就是主播情感劳动的中介化。公会并非只是平台劳动外包商，而是建构了主播进行主体性再生产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中的成员在“家”的话语逻辑下建立社交关系，主播获得了家人般的情感支持，激发出家族的意识。同时，“家”的话语也为公会行使家长制管理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体现出组织和管理的逻辑。并且，“家”作为情感纽带连接了直播间的看播和主播，为主播操纵情感提供了行动指南。总之，中国直播经济的运作离不开“家”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家被剥掉了温情的一面，更多地被赋予“工厂”的组织管理逻辑。

情感“家”工厂的运作逻辑对女主播主体性的塑造是在平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实现的。在平台经济的语境中，“家”体现了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重叠。在女主播与看播的关系中，女主播像真正的家人一样，通过陪伴聊天倾听看播的烦恼忧愁，缓解他们在现实世界里的苦闷焦虑。看播通过赠送礼物表达对女主播的爱护，让礼物的流动具有了实践“亲属关系”的深层含义。在平台和公会的中介下，女主播和看播之间的社交关系被加速转变成生产关系，这种转变具有“社会工厂”概念的内涵，即生产性的活动从工厂转移到社会，从而启动一台复杂的资本机器（Negri，2005）。数字经济中的用户为文化生产贡献免费劳动（Terranova，2000）。资本机器吸收的不再只是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而是将诸众的情感、知识等生命能量作为价值生产的原材料，资本体系成为吸收人们普遍智能的机器（张历君，2005），社会生产的目标已不再是固定形式的产品，而是被缠结在社会机器体系中的主体。

我们将女主播的主体性视为两层：一层是承担劳动者自我解放的主体性，另一层是服务于资本生产方式的主体性。人类“天然的”主体性是倾向于限制欲望以减少劳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资本增殖的无止境欲望才会被注入劳动者的主体性之中（吴静，2022）。女主播所从事的数字亲密劳动在两种意义上具备生产性：一是促进用户数据生产和打赏，实现和积累剩余价值；二是促进劳动者自身的主体性再生产。斯迈思（1977/2021)认为，传播技术资本创造了管理受众观念意识的“意识产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文化消费者在欲望驱使下进入资本循环，成为资本的“雇佣劳工”（Manzerolle，2018）。如今，平台借助新的技术架构实现了对个体社会交往、情感表达的全面殖民（易前良，2019），催生有偿或免费的数字劳动，体现了资本对劳动者的“实质吸纳”。而本文进一步发现，平台资本对生产性用户的实质吸纳是通过组织中介过程实现的，因为自由的、原子化的用户并不直接产生剩余价值，只有通过代理机构的组织运作，才能保证符合资本增殖逻辑的主体性的持续再生产。在中国网络直播经济的案例中，“家”的意识形态被运用到秀场女主播的主体性塑造中，并主要借助公会的组织运作来实现。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沿着Hutchinson（2021）所提出的“数字中介”概念，进一步探讨平台文化生产中的技术、代理机构、算法执行过程是如何共同发挥中介作用的，并关注中国现实语境下的平台化文化生产、用户劳动、组织管理之间的关联性（孙萍，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