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个中国人。——毛主席
“我看《三国演义》都看糊涂了,谁叫什么我都记不清了,我想请爸爸‘赦免’我吧。”
李敏对毛主席说,口气里有商量、有哀求。
“糊涂了?好哇,那你就再从头看,直到更明白为止。”毛主席这样回答她。
......
1938年10月,我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主席曾和贺龙等同志谈起过读书的问题。
莫毛主席当时说:“我国有三部小说,要好好看看咧。”
贺龙接着毛主席的话就问道:“什么小说?”。毛主席当时给出的答案,是后来四大名著中,除了《西游记》的另外三部。
毛主席说出三部小说的名字以后,又问贺龙等人,他们是否已经看过这三本小说,当他看到贺龙等人表示自己还没看过时,就开玩笑的说:“谁要不看完这三部书,不算个中国人。”
后来毛主席也在多个不同场合向别人推荐过《三国演义》这本书。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向别人推荐一本小说,而不是算是正史的《三国志》呢?
可能有人会说,会不会是毛主席不大看正史,所以才只向别人推荐小说。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毛主席一生博览群书,对于各种书籍都有涉猎,尤其是古代的正史,他老人家不光看完了这些正史,有的还做了批注,所以绝不存在毛主席没看过《三国志》这种可能。
至于毛主席为何更愿意向别人推荐《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可能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书的特性。
《三国演义》是一本通俗小说,它是由一个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串联而成的,通俗易懂,是它的基本属性,而《三国志》则不同,它是一本相对严谨的史书,它的核心公用是记录曾经的历史,它面对的人群,不是广大的普罗大众,而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专业人员。
而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基层百姓,甚至一些领导干部的的文化程度,都不算是特别高,因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虽然都是文言文为主,但是前者要比后者更容易阅读。
而且《三国志》作为一本史书,它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录虽然比《三国演义》更加详细,但是它缺乏对对于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的凝练,因此普通人在读《三国志》的时候,无法读出关羽的忠义,也无法读出诸葛亮的智慧,更读不出这些人物和事件背后蕴藏的更多信息。
由此来说,对于那个年代的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一本好小说的适用性,其实要远大于一本史书。
第二,个人经历。
1902年,9岁的毛主席就开始接受私塾的文化教育。毛主席认识字以后,就开始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当时他读的最多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据毛主席后来回忆,他因为沉迷于阅读《三国演义》,还曾和自己的父亲起过争执,后来他的父亲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他继续看《三国演义》,不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要先干完农活。
以毛主席对读书的执著,他应该在当时就已经通读了《三国演义》,因此按理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毛主席就应该会把爱好转向更深层次的书籍,但是据一些记载,毛主席对《三国演义》的喜爱是一直的。
他在井冈山上读过《三国演义》,万里长征时也没有把《三国演义》拉下,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也都有毛主席看《三国演义的》的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还经常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人推荐过《三国演义》。
第三,工作需要。
1930年,毛主席江西地区做调查研究时,曾就当地一个叫寻乌的村子,做过一次文化程度的普查,当时毛主席统计用的工具,就是《三国演义》,如果对方看过《三国演义》,那么就可以认为对方有文化,如果对方看不了那就证明对方可能不认识字。这个简单的判断,促成了毛主席的那篇《寻乌调查》。
据朱霖的《大使夫人回忆录》记载,毛主席曾说对一些我党的工作人员说:“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我看后得益匪浅。”
《三国演义》作为一本通俗易懂的小说,它本身的可读性比较强,普通人也很容易读的进去,而这本小说在讲故事的时候,也融入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毛主席开展工作的时候,会拿它来当工具书。
当面对基层群众的时候,《三国演义》可能是一本字典。当面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时候,它可能又是表达毛主席思想的绝好例子,在面对别的领域的人时,它又可能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甚至还能延伸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总之在毛主席的手里,《三国演义》已经不再是一本单纯的小说,更像是毛主席开展工作,宣传思想的工具,就好像是很多人眼里的中华第一神书——《易经》。
综上所述,毛主席之所以那么喜爱向别人推荐《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毛主席对这本书的接触比较早,也认识的比较深,他老人家发现这本通俗易懂的书里,其实可以挖掘出不同层次的道理,因此,毛主席就认为,这本书无论是用来解释自己的观念,还是普及一些常识,它都完全可以胜任,所以毛主席才会如此愿意推广它。